湘西会战中的空中战斗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的最后一战。这场战役不仅是中国空军在抗战中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军队从防御转向反攻的关键转折点。
日军的战略意图与结构性
日本军方决定发起湘西会战这一战略行动，综合了多方因素考量。此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接连取得胜利，东线苏联占领波兰，西线盟军攻入莱茵河，纳粹德国摇摇欲坠。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败退引发连锁反应，“绝对国防圈”崩解后东京暴露在B29战略轰炸机的半径内，“以日满华为持久战基地”的构想随之破产。此时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已趋明朗，轴心国的失败几成定局。日本决策层仍试图扭转战局，制定了以本土防御为核心的“本土决战”计划。
为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1945年初，日本军方改变了中国战场持续两年的基本任务，发布《大陆命第一千二百二十八号》命令。命令指出：
（一）迅速加强中国大陆的战略态势……为此，要把加强战备的重点，保持在中国中南部等要地；
（二）加强对重庆势力的压迫，击败敌人的作战力量，结合进行政治谋略，促使其衰亡。
伴随上述命令，同一天还下达了《大陆指第二千三百六十三号》指令。指令指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促使重庆势力衰亡并封锁敌人在华航空势力的活动为主，为此，可以许多小部队有组织地和长期地对中国内陆地区实施挺进奇袭作战。
日军中国战场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凭借对战场局势的把握与对重庆政府的了解，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西推进。此举更多像是借鉴了《孙子兵法》中的“围魏救赵”。若西进成功，推进战略纵深，对“重庆势力”进行“政治谋略”，迫使其就范，避免将来卷入多线作战，从而缓解美苏对中国战场以及大本营的压力。由于受《指令》“封锁敌人在华航空势力的活动为主……小部队有组织地和长期地对中国内陆地区实施挺进奇袭作战”限制，冈村宁次的搏命计划并没有被启用，没过多久他又以“转移桂柳等地军队，避免被各个击破”为由，重启西进计划。其战略意图无非是先打芷江争取制空权，再进贵阳北上重庆，企图盘活整个战场。此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逐步展开局部反击行动；美国军队成功实施莱特湾战役，日本联合舰队丧失制海权；雅尔塔会议的召开宣示苏联对日宣战不可逆转。
日本1945年的战略调整，本质是将中国战场捆绑为“本土决战”的牺牲品，其核心逻辑是牺牲中国资源与军民生命换取天皇制存续。然而，这种战略透支进一步消耗了日本残存战争潜力，加速其崩溃。
地理位置与制空权的协同作用
湘西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刻影响着战争形态的演变。雪峰山脉自西南向东北延伸，形成天然屏障，其主峰苏宝顶海拔1934米，险峻山势与茂密植被构成易守难攻的立体防御体系。资水、沅水两大水系在此交汇，蜿蜒河道既为后勤运输提供天然通道，亦能通过水文特征干扰机械化部队的机动性。这种一山两水的复合地貌，使湘西成为天然的战略缓冲带。从空中俯瞰，湖南省的轮廓恰似面向西南的侧脸，而芷江正位于鼻翼的关键位置。作为滇黔门户与全楚咽喉，芷江在军事地理上兼具双重战略价值——既是拱卫陪都重庆的前沿屏障，又是衔接西南大后方的枢纽要冲，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要地。
抗战期间驻扎在芷江机场的美国飞虎队员奔向飞机，迎击日军战机
芷江机场的选址暗合战略纵深原则。其西距贵阳320公里、南接桂林240公里、北连常德180公里的黄金三角区位，使中美空军能在8分钟内飞抵长沙、12分钟内抵达衡阳，形成对日军长江中游交通线的有效覆盖。1937年底，时任湖南省主席何键打电报给芷江县政府要大修长宽各800米的飞机坪，芷江机场正式开工。机场建成后，空军系统各重要机关、空军部队纷纷迁到芷江。1942年，湖南省集中大规模地修缮芷江机场，一方面在规模上扩展到长宽各1200米，另一方面，在机场周围修建隐蔽飞机的机窝。1945年春，机场扩建至7200米长的主跑道和3个副跑道，可同时起降36架重型轰炸机，这种超前布局甚至超越同期欧洲战场的部分空军基地标准。
芷江机场是中国空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在长沙与衡阳沦陷后，成为西南地区最为重要的中美空军基地以及物资集散枢纽，具有很高的战略定位。该机场对日军后方补给供应、地面部队作战以及空中优势地位有着严重威胁，极大地遏制了日军的军事行动，实现了对其活动范围的严格限制。据《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记载：芷江机场使敌空军活动半径覆盖汉口至广州，严重威胁日本本土与东南亚占领区的大陆交通线。日军试图通过芷江作战摧毁中美空中力量，重夺制空权。
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曾提出“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的观点。制空权的争夺实质是覆盖整个战争体系的后勤命脉之争，这一点在抗日战争上体现得尤为深刻。
回顾抗战时期中国空军艰难的发展历程，中国空军起步于北洋政府时期，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拥有中国唯一的正式空军部队，其飞机主要为西方淘汰的战机，数量约为300架，且在沈阳建有世界先进的制造飞机的兵工厂。由于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全数奉送给了日军。国民政府几乎在零基础上组建空军，一方面发动各界力量筹款购买飞机，另一方面筹建航空委员会并在杭州笕桥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在当时，中国仅有重要城市才会修建机场。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空军面临的形势严峻。除去飞行员水平和飞行器代差，光从数量上看仅有飞机220余架（其中可用于作战的150余架）来应对数倍的日军海航陆航飞机，十分被动。日本凭借绝对的数量与技术优势迅速压制中国领空，宣称“掌握制空权”，并借此对城市、交通线与军事据点展开肆无忌惮的轰炸。
根据世界战场形势，正与德军苦战的苏联急需中国牵制住东线日军。苏联提供战斗机以及轰炸机，并派出援华航空队帮助中国建设空军。1938年，中国空军实施“纸片轰炸”计划，徐升焕驾驶B-10远程战略轰炸机跨过对马海峡“袭击”日本本土，抛撒下100多万张反战传单。这次行动既威慑了日军，又唤醒了日本民众的和平意识，具有长远的战略价值。但在中国领空，主动权还掌握在日军手中。1940年璧山空战，日军零式战斗机投入战斗，中国空军面临毁灭性打击，彻底丧失制空权。
1941年，中美携手抗日，签署了《中美抵制外来侵略互助协定》，美国承诺协助中国建立顶尖空军，陈纳德将肩负起这项重任。陈纳德组建“飞虎队”，引入先进战斗机P-40并培养超过万名飞行员，中国空军建设逐渐步入正轨。
抗战后期，中美空军力量通过战略协作实现质变，制空权的天平开始倾斜。日军的空权本质上脆弱不堪，因其根基是日本陆军与海军各自为政、资源调度混乱，缺乏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这种“以战养战”的掠夺式后勤思维，使日军严重依赖“现地自活”勉强维持前线消耗。陈纳德领导的中美联合机群的核心战术正是精准斩断日军本已脆弱的后勤链条，其将打击焦点转向日军命脉：轰炸长江航运驳船，瘫痪其“兵站线”上的铁路枢纽，更反复空袭汉口、宜昌等后勤节点。这些行动直接放大了日军后勤的结构性缺陷，石油储备大大下降。日军飞行员日记中“如困兽待毙”的绝望，正是制空权丧失后后勤崩溃的写照——没有燃油的飞机与饥饿的士兵一样失去战斗力。最终，制空权的易手不仅体现为空中击落敌机，更在于彻底绞杀了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当驼峰航线向中国输送数万吨燃油零件时，日军却因中美封锁陷入“无油无粮”的绝境，甚至出现杀马食糠、士兵饿毙的惨状。这场天空与后勤的双重溃败，迫使日本承认“制空权全失”，也印证了现代战争的铁律：真正的制空权，永远扎根于能支撑持续作战的深层后勤土壤之上。
战前双方的力量对比
1943年6月，为弥补空中战力不足，陈纳德建议由中美两国空军组成空军混合团，主要有空军第一大队（中美空军混合团轰炸机大队）和空军第五大队（中美空军混合团战斗机大队）。中美混合团按照“美国出机，中国出人”的原则建设。主要管理人员或正副大队长为美国人，后增加部分美籍飞行员、后勤等人员；主要战斗人员为赴美赴印训练归国的中国飞行员，也有部分空军军官学校训练的本土飞行员。美军的第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下文统称为中美空军）先后入驻芷江机场，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力量。对日军发动湘西会战，中美空军已有提前量。在1944年秋，陈纳德已经完成一系列战略部署：
1、列装先进战机群：曾以“飞虎队”之名威震亚洲的空中劲旅——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以及中国空军出现装备短缺与人员损耗的情况。通过外交斡旋，陈纳德于1943年完成整编，获得P-51战斗机（最大时速703km）与B-24轰炸机（载弹量5.8吨）的装备升级，为最终决战积蓄了实力，形成以芷江、衡阳、桂林为支点的“空中铁三角”。
2、铺设雷达防空系统：为防止敌机偷袭，陈纳德在雪峰山脉布设雷达站，形成纵深200km的雷达预警链。
3、储备充足航空燃油：通过驼峰航线秘密转运3万吨航空汽油，分储于30个山洞油库，保证了中美空军的油料储备。
4、建立飞行员轮战机制：实施300小时精英计划，将王牌飞行员出勤率提升至每周5次。
5、灵活的战术：复刻游击战术，以低空突袭切断日军护航编队，随后在万米高空对日军九七式轰炸机展开猎杀。即：在低空阻滞层（300-1500米），P-40编队使用12.7mm机枪扫射日军辎重车队；在中空截击层（3000-5000米），P-51编队以6机“流动墙”战术切割日军护航机群；在高空猎杀层（8000米以上），利用P-51战机超高空性能，对日军九九式轰炸机实施俯冲攻击。
此时日本空军显然不具备战略主动：
1、装备性能落后：日本陆军航空队以老旧的九七式、一式战机为主力，辅以少量四式战斗机，较中美空军有代差。
2、作战模式固化：大部还沿用太平洋战场初期的“固定编队护航”模式，面对中美空军“分层拦截”战术较为被动。
3、后勤保障崩溃：航空燃油短缺，1945年日军在华航空燃油储备仅剩7.3万升，相当于第14航空队单日消耗量的61%，被迫掺入30%的松根油，导致发动机功率下降25%。主要前进基地（衡阳、汉口）遭持续轰炸，地勤人员日均维修飞机数从2.1架降至0.4架，零配件短缺迫使日军拆卸53%的受损飞机。
4、飞行员素质下降：1945年日军飞行员平均训练时长仅80小时（中美空军为300小时），空战生存率不足15%；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多调往太平洋战场，在华航空部队中队长以上军官新兵占比达63%；士气与战术纪律涣散，约40%的出击任务因机械故障“中途折返”，实际多为规避作战。日军飞行日志显示，后期空战普遍采用“高空投弹后立即撤离”的消极战术。
技术、战术、后勤和人力多维度的劣势反映了日本军队已经力不从心，必将在中美空军体系化作战下彻底丧失制空权。
最后的空中绞杀
1945年4月，日军发动“芷江作战”（即湘西会战），试图夺取湖南芷江空军基地，打通西南通道。重庆国民政府决定保卫芷江空军基地。陈纳德判断：这是日军垂死反扑，也是彻底摧毁其空中力量的绝佳机会。在日军轰炸机群飞抵前，于雪峰山峡谷布下“死亡陷阱”。
中国空军第五大队也参与了此次战役。依托三方会议建立的空袭预警体系，中美联合情报网提前72小时破译日军密电，得知日军企图攻占芷江空军基地，以解除贯通南北交通线的威胁。第五大队大队长张唐天、副大队长郑松亭、作战参谋主任倪世同在接到日军移动情报后，迅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全力支持陆军作战，制定出侦察敌军动态、搜索敌军主力并攻击其军事设施的作战计划。
战斗正式打响后，第五大队在日军蠢蠢欲动时，便驾驶P-40战机和P-51战机对衡阳、宝庆、湘潭三角地带内所有大小桥梁进行彻底破坏，有效阻断了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在日军主力推进过程中，第五大队不断调整战术，集中兵力对日军重点进攻区域进行轮番轰炸扫射，如4月20日晨对放洞地区的攻击，以及5月1日中路日军进至江口以东地区时的连续轰炸，均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在与美军通信兵团的配合下，通过在前线架设超短波无线电台与空中联络，提高了陆空协同作战效率，使日军即便伪装得再高明，也难逃陆空的精准打击。除作战外，中国空军也承担友军的后勤补给任务。当日军渡资水西犯时，芙蓉山阵地由伍亚杰副团长、孙廷简营长率400余孤军据守，虽与后方隔绝、给养不继，但因空军每日助战，士气不减，展现顽强精神与决心。其英勇行动让空军将士深受触动，纷纷组织慰劳。王耀武、施中诚准备香烟和食品交空军投送，空军大队长张唐天致函致敬。慰劳品和信件由机务长装于油箱，由许陶壎参谋、周天民分队长投掷，在精神上给予鼓舞，双方配合默契，共同抵御日军的进攻。
从4月10日至5月23日，经过43天的艰苦奋战，第五大队共出动2200余架次，创造了中国大陆战场上的新纪录，消耗大量炸弹和机关枪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据陆军方面统计，日军未经掩埋的尸体达15000多具，马匹尸体达4000多具，其兵员损失估计在25000人以上，其中不少日军军官被证实是被空军击毙。湘西会战日军空中突击力量遭受毁灭性打击，中美空军与中缅印战区的“驼峰”运输队联动，在日军地面部队后方实施地毯式轰炸，切断其燃油与弹药补给线。这些辉煌的战绩，是中国空军在湘西会战中英勇作战的有力证明。
空军在湘西会战中的表现举足轻重。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协同作战，成功压制了日军空军的活动。通过频繁的空中巡逻和对地支援，中美空军确保了战场上的制空权。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报告“湘西会战初胜的原因：一是统帅部判断的正确，将主力布置在敌人的左翼……五是空军协助作战的能配合”，会议充分肯定了空军的贡献。空军不仅为地面部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地面部队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役标志着日本在华空中力量的终结，为抗战胜利奠定关键基础。大会通过《对军事报告之决议案》，何应钦将会战情况向大会作了详尽汇报。“军事委员会转前方全体将士公鉴：暴敌侵凌于兹八载，我将士英勇卫国，血肉为城，艰难百战，寸土必争”。可见，国民党高层及国民党六大对会战中中国军队的表现满意，对会战对中日战局调整的意义也有了新的认识。
尾声
日军为弥补湘西损失，被迫将原定调往冲绳战场的45架战机改配中国战场，客观上减轻了美军在琉球群岛的作战压力。这种由空中战役引发的战略资源错配，印证了陈纳德“以空制陆”理论的战争经济学价值。他在战后报告中写道：“当最后一架日军飞机在芷江上空燃烧坠落时，我知道，太阳旗将永远不会再遮蔽中国的天空。”湘西会战过后，日军再也无力发起大规模的攻势了。
芷江受降场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选择了五大队驻防的芷江机场作为洽降地点。洽降会场则是五大队的飞行员俱乐部，这也算是对五大队八年来空中英勇抗战的最好褒奖。当日，一架日陆航百式运输机前往芷江机场进行洽降。当飞机飞至常德上空时，第五大队的6架P-51战机飞来执行监护和领航任务。然而，由于过分紧张和恐惧，原本技术娴熟的日机飞行员松原喜八在有领航的情况下，仍驾机向洪江机场飞去。幸得第五大队的周天明及时阻拦并领先飞行，日机才得以飞抵芷江机场。
第五大队的这次任务，不仅确保了洽降的顺利进行，也为中国空军的英勇抗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中国空军的勇士们以无畏的勇气和精湛的技艺，为保卫祖国的天空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1、《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作战报告（1943-1945）》，美国国家档案馆
2、陈纳德著《战士的道路》，纽约1950年版
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69年
4、《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5、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
6、田燕飞.“湘西会战”中美空军作战研究——基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日反攻战略调整之视角[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6(05):104-11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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