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技术是人类面对的双刃剑，人文学科如何面对这个大趋势？教育又如何面对AI时代的新问题？”
9月5日下午，在“文学生活”与“语文教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拓展的空间与路径研讨会上，北大中文系教授、教育部统编本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抛出了这些问题，并就数智化时代的语文教育、文学生活、人文学科发展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在温儒敏看来，现有的教材和教法，已经很难适应新世代学生学习的需求，但又不能紧跟AI技术的节奏去做还未能积淀的修改补充。如何在运用AI技术的同时，教学生学会自控、识别、选择，是尚待研究的大课题。
温儒敏引用了鲁迅1907年在《文化偏至论》中有关观点，并指出，鲁迅所说科学的发展必须 “致人性以全”，并没有过时，至今仍然是我们人文学者和语文工作者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但也不必杞人忧天。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教育。我们只能跟进，但不是盲目追赶，还是要观察、沉淀，顺势改革我们的研究视野、对象与方法，其中‘文学生活’和‘语文生活’可能是值得关注和拓展的方面。”温儒敏说。
研讨会现场。澎湃新闻记者 程婷 图
谈语文教育：要处理好“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关系
研讨会上，温儒敏结合其20多年来参与语文课程改革与教材编写的经历，分享了他对当前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一些思考。
温儒敏说，“我始终还是把语文课程的定位，‘定’在提升国民的语言文字运用水平上，我有关语文课程是‘母语教育’的想法没有变，只是更具体化，也更切合现实。”
在温儒敏看来，处理好语文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关系至关重要，而如果从“母语”学习的角度去理解语文课程性质，所谓“人文性”与“工具性”就不会偏至，不至于强调一端而削弱另一端，因为这两者本来就是融为一体的。
他解释，母语是每个人从小习得的民族共同语，其本身就带有世世代代积淀的思维、审美、文化、习俗等，语言习得本身就有“人文性”；而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文字同时又具有负载和表达信息的“工具性”。时代不同，对这两方面的要求可能有不同侧重，但不能否认语言文字的学习本身就是“两性兼修，彼此共生”的。如果从“母语”的角度给语文课程“定位”，就能化繁为简，厘清争论，无须在“两性”上厚此薄彼。
温儒敏指出，近二三十年，应试教育造成的偏至愈演愈烈，主要是社会焦虑造成的，不能只归咎于教育；渴望通过在语文教育中加强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来“纠偏”，可以理解，也有必要，但不能脱离了语文课程“定位”所决定的基本规律。
“我提出语文课还是要把提升听、说、读、写能力作为基础，而这种能力培养的实践性很强，必须有反复训练和积累。训练的过程不可能都是快乐的，甚至也不可能都是个性化的。希望语文学习全都变得很快乐，或者所有学生都很喜欢，那只是一种理想。”温儒敏提醒，“语文和其他科目一样，是一门学科，有它的学习和教育规律，有最基本的要求和规范。如果连‘训练’都不敢提了，那语文怎么学？语文课作为‘母语教育’，其范围与功能有一定的界限，如果无限扩大，大而无当，看似很重视语文，到头来可能‘掏空’了语文。”
在温儒敏看来，推进课程改革的同时，要强调“达标”，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和必备能力。课改如果“把人文性搞得很玄乎，把工具性搞得很模糊，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抓基础训练，那么情况有可能更糟糕”。
谈“文学生活”：希望破解文学研究和评论“圈子化”
温儒敏是“文学生活”概念的提出者。“文学生活”是指文学阅读接受状况、文学消费，以及文学影响下的社会精神现象等。研讨会上，他讲述了“文学生活”概念提出的动因——十多年前，对文学研究与评论“圈子化”状况感到郁闷，想开一扇窗户透透气。
温儒敏解释，文学研究与评论大都围绕“作家—作品—批评家”这个圈子进行，关注者主要是专业读者，普通读者的接受及影响很少进入研究的视野。他把这种状况叫作“内循环”。在他看来，这种“内循环”式的研究固然也必要且有意义，但文学研究和评论如果全都在圈子内运转，就有些封闭，缺少活气。
“为何博士论文总找不到题目，为何项目越做越多，同义反复，大而无当？可能也与这种自足的封闭有些关系。于是，我们就想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文学生活’，更广泛地认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消费状况。”温儒敏说。
温儒敏认为，在十多年后的当下，IT文化如同狂风暴雨，迅猛覆盖大众的生活，形成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文化与文学生活形态，以“文学生活”的视觉介入，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做跨学科的探索，更是理所当然、大势所趋、时代托付，这是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必须面对的新任务、新挑战。
作为一位年近八旬、保持与时俱进的学者，温儒敏还在会上提出了“语文生活”概念。温儒敏认为，人们在生活中接触、欣赏或者运用文学，是“文学生活”；同理，用语言进行思考、交流、工作，就是“语文生活”。
“这不是杜撰新词，我提出‘语文生活’的概念，也是希望能拓展学术眼界，从更加宽广而又实际的角度来回看语文教育。”温儒敏说。
他将“语文生活”的范围缩小至中小学生学习范畴后指出，IT新世代的中小学生，除了上语文课，还是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和语文课若即若离的“语文生活”，比如课后使用手机、上网、游戏、读书、思考、交流，又比如喜欢学习、模仿流行的、时髦的、网络的语言去思考与表达。
温儒敏认为，“IT新世代的‘语文生活’，已经产生颠覆性的变化。如同暴风疾雨突然降临，还来不及打开雨伞，我们已成了‘落汤鸡’。如今世界动荡，科技如脱缰野马迅猛发展，人文研究包括文学与语文的研究，显然被远远抛在后面，有些窘迫。”
与之同时，他认为，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局看，大力发展科技，特别是发展数智科技，这是应当支持的。
谈教育如何应对AI：只能跟进，但不是盲目追赶
人文学科、语文教育如何面对数智科技快速发展的AI时代？这是温儒敏正在思考的问题。
在温儒敏看来，一方面，近些年来人文学科由于扩张而出现了供大于求或者供不对求等情况，需要调整步伐；另一方面，面对AI，人文学科还应沉着应对。
“很多学者完全可以不管不顾，继续做他们喜欢的研究；但也应当鼓励一部分学者面对现实，研究新问题，迎接新挑战。”温儒敏认为，正如此次研讨会的副标题所指的“拓展空间与路径”，就是要有一部分人去调查研究IT时代的文化巨变，包括新世代的“文学生活”与“语文教育”，正视AI技术普遍运用所带来的人文生态变化，关注正面与负面的效应。
“AI为中小学生学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也能激发兴趣，但副作用和风险也是伴随而来的。AI的普遍运用可能会降低智商和情商，削弱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温儒敏说，比如，学生一遇到难题就求助于AI，会过度依赖AI 提供的“标准答案”，他们会失去尝试、犯错和从错误中学习的机会。而艰苦的学习摸索过程大大缩短，或者根本取消，思考与探求所必需的专注力、毅力和创造力也就省略了，习惯于“快餐式”的知识获取，难以发展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温儒敏指出，虽然人机交互替代也是一种人际交流，但同学或者师生之间的讨论、争辩、合作，这些真实的人际互动是AI无法提供的，人际间有温度的情感支持和人文关怀也是AI无法模拟的。
他认为，过度依赖AI可能导致学生社交能力减弱，变得孤独、抑郁。同时，信息过载、大量声光电的刺激，可能造成学生思维碎片化和平面化。
“我最近同IT行业的专家接触、请教，学到一个词，叫‘兔子洞效应’。许多AI学习平台靠算法设计吸引孩子，提供大量游戏化、碎片化的信息和奖励，孩子在网上学习某个问题，可能会通过大量视频、图片、动漫、游戏等。这虽然有趣，可是声光电并发、目迷五色，导致注意力分散，也很难进行个性化的深度思考。”温儒敏表示，他之前研究过中小学生分级阅读，现在看来分级阅读碰到了难以解决的困扰：孩子们过早进入目迷五色的成年世界，他们没有白雪公主的时代，还处在未成年，就似乎无所不知、“曾经沧海难为水”了。不仅如此，现在的语文教学课堂也开始变得五光十色，眼花缭乱，活动频繁，难以让学生静下心进行沉浸式阅读和思考。
温儒敏还谈到，现有的教材和教法，已经很难适应新世代学生学习的需求，但又不能紧跟AI技术的节奏去做还未能积淀的修改补充。原因在于，如何在运用AI技术的同时，让学生学会自控、识别、选择，是个尚待研究的大课题。
“当然，现在要紧的是大力发展科技，发展数智技术，发展经济。就教育而言，就是普及和运用AI技术，就是编程从娃娃抓起，这是大局，毫无疑问，不可动摇。但AI技术是人类面对的双刃剑，人文学科如何面对这个大趋势？教育又如何面对AI时代的新问题？”温儒敏说，他在思考这些问题，尚未想到好的应对之策，但想起鲁迅1907年在《文化偏至论》中有的一段话，是对科技无休止发展可能带来的文明危机提出担忧。
文中，鲁迅指出，十九世纪后期，科技发展、物欲膨胀所带来的人文衰落，是西方当时的社会弊病。鲁迅认为这是一种“通蔽”，是普遍的，一经出现，就不容易控制的，是时代病或文明病。
“我这里用鲁迅的话来提醒，并非提倡清教主义，因为我们自己每天都在享用现代科技的成果带来的便利。我们不应当旁观者，也不能只是强调‘坚守’，因为在这场大变革面前，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温儒敏认为，鲁迅所说科学的发展必须 “致人性以全”，并没有过时，至今仍是人文学者和语文工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但也不必杞人忧天。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教育。我们只能跟进，但不是盲目追赶，还是要观察、沉淀，顺势改革我们的研究视野、对象与方法，其中‘文学生活’和‘语文生活’可能是值得关注和拓展的方面。”温儒敏说。
本次研讨会由北大中文系、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人民教育出版社、北大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首师大文学院、《南方文坛》杂志社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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