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是一部别具匠心的大著。“这本书不是把文学史看作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在它与社会背景的关联，在包括宗教、伦理、艺术和语言在内的整个文化的框架里加以叙述的”，因此书名中的“文学”不是狭义的文学，而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大文学”。这种广义的“文学”观，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日本近代史学巨擘内藤湖南的影响。内藤第一部惊动学界的著作《近世文学史论》即反映出，在他所处的时代，“文学”一词可涵盖儒学、国学、小说、戏曲、美术、宗教等多个领域，尽管书中主要讨论的是儒学、国学及医学。
加藤的这种“大文学”理念，从《日本文学史序说》的目录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该书下册第十章“第四个转折期（下）”，除了幸田露伴、泉镜花、正冈子规、夏目漱石、森鸥外、有岛武郎、永井荷风等我们熟悉的文人，还着重讨论了吉田松阴、福泽谕吉、中江兆民、铃木大拙、柳田国男、内村鉴三、安部矶雄、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人——这些名字通常不会出现在传统文学史中，即使被提及，也往往一笔带过。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1879-1946），加藤此书用了六页的篇幅加以论述。其中有如下一段：
晚年的河上指出宋代诗人陆游有“诗人、志人、道人”三方面的气质时（《陆放翁鉴赏》，一九四三年稿，一九四九年刊），令人感到仿佛是在说他自己似的。“志人”的“志”就是忧国之志，他强烈地关心整个国家前进的方向，这是与明治国家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日本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同时又是“诗人”。所谓“道人”，就是求道者，要在宗教的、伦理的意义上求得自我完成。这种“道”，对陆游来说就是儒学，对河上来说就关系到他所谓的“宗教的真理”。幸德秋水虽然是“诗人”、“志人”，但不是“道人”。河上肇是“诗人”、“志人”，而且坚持是个“道人”。（叶渭渠、唐月梅译）
值得一提的是，河上肇曾表示：“凡学者皆为文人。至高之学理，宛如诗篇。”由此可知河上本就有着文人、诗人的气质和抱负。实际上，河上家族的艺术氛围颇为浓厚，俊才辈出。其弟河上左京是优秀的水彩画家；伯父河上谨一是汉诗人，书法也不俗；伯父的两个儿子颇有艺术天分，一为画家（河上大二），一为摄影家（河上兼士）。
另外，加藤指出，河上肇晚年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撰写《自叙传》，二是为陆游的诗作注，三是创作诗歌（诗、和歌、汉诗）。限于主题，小文主要根据一海知义的河上肇研究对后二者加以介绍。一海知义（1929-2015）早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师从吉川幸次郎，著述甚多，他自己监修的《一海知义著作集》（全11卷，别卷1，藤原书店出版）有三卷与河上肇有关，即《人间河上肇》《汉诗人河上肇》《文人河上肇》。此外，他还校订了河上肇的《陆放翁鉴赏》（岩波书店2004年版）。
河上肇
邂逅陆放翁
1942年5月3日，河上肇作了一首五言绝句，5月7日将其改为律诗，此即《放翁》：
邂逅蠹书里，诗人陆放翁。
抱情歌扇月，忘世酒旗风。
伏枥千里骥，蹴空九秋鸿。
爱吟长不饱，闲暮乐无穷。（引用诗文，标点为引者所加，下同）
诗前有一短序：
日夕亲诗书，广读诸家之诗，然遂最爱《剑南诗稿》。
根据一海知义的注解，其中颔联的“歌扇”源自南北朝诗人庾信《春赋》“月入歌扇，花承节鼓”，颈联的“伏枥千里骥”不消说来自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海认为，颔联反映了陆游闲适的一面，颈联则体现了其豪放的一面。
其实，河上很早就接触过陆游的诗，只是当初懵无所知而已。例如，陆游有一句“蓬门只欲为君开”，河上肇为此作注时，留有一片联想：
我少年时，曾在亲戚背山面海的别墅的门上，看见木板上刻着这七个字，当时觉得很妙。直至今日方才知晓得，原来出自放翁之手。
而在一年前的8月2日，河上用日文作了一首诗（即和诗），题目译作汉文，为《感谢邂逅》。诗前也附了短序：
六月下旬，据东京保护观察所述状，属于左翼文献的图书约六百四十册被官方没收。身边殊为寂寞，唯有陆放翁集，日夜翻阅不倦，聊以自慰。
此处的“保护观察所”，可以理解为帮助罪犯和不良少年改过自新，顺利回归社会的机构。走笔至此，有必要对河上肇的遭遇略作交代。河上肇因倾向马克思主义，被迫于1928年辞去京都大学的教职，其后专事著作，执着于实践，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1933年1月，河上在东京藏身之所被逮捕，罪名是违反了治安维持法。8月判决，9月26日下狱。1937年6月刑满出狱。在狱中，河上遍读陶渊明、王维、杜甫、白居易、苏轼的诗集。出狱后，在警察的监视下，为陆游的诗作注。
1941年秋，河上肇在给终生好友、京大教授小岛祐马的信中写道：“近来偶然邂逅了陆放翁，饱读终日，爱不释手。”据河上秀夫人追忆，该年春天，一位叫原鼎文的朋友送了一套商务印书馆版四册本的国学基本丛书《陆放翁集》给河上肇。从寿岳文章为三一书房版《陆放翁鉴赏》所写的后记可知，河上在此之前已对陆游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在商务版《陆放翁集》第四册的衬页上，河上留有如下题记：
辛巳春四月二十四日，原鼎君见赠本集，喜甚乃赋诗谢之。
放翁诗万首，一首直千金。
举付斯茅宇，教夸月色深。
闭户闲人
后来，河上肇得到了商务版陈延杰注的《陆放翁诗钞》和汲古阁版的定本。如寿岳文章所说，对心仪的作家，力求自成一家之言，这是河上肇的习惯。整日耽读之下，陆续完成了《放翁鉴赏》的稿本：
（一）1941年6月18日《陆放翁词二十首》
（二）同年8月18日《古稀的放翁》
（三）同年8月23日《放翁绝句十三首和译》
（四）同年9月9日《放翁诗话三十章》
三个月时间不到，写了近两百页稿纸，这对于身体羸弱的河上来说，绝非轻松之事。（四）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八月之后，屡屡发高烧，至九月仍未痊愈。病间成此稿。”或许是由于担心高涨的放翁热会有碍健康，此后一段时间，河上似乎暂时远离了陆游的诗文。“中途休息”过后，河上又开启了勇猛精进的马达，形成了一系列稿本：
（五）1942年6月26日《陆放翁词二十首续篇》
（六）同年10月6日《八十四岁的放翁》
（七）1943年3月12日《六十岁前的放翁》
（八）同年11月6日《六十岁后半（六十岁到六十九岁）的放翁》
完成（八）的第二天一早，河上记下了脑中设想的三个题目，一为“入蜀的放翁”，一为“自画像”，最后一个是追随卢梭、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片山潜、岛崎藤村等人的踪迹，对青少年时期的回忆。然而，“入蜀的放翁”尚未成稿，河上就驾鹤西行了。
河上去世三年后，《陆放翁鉴赏》分上、下两册，由京都的三一书房刊行，全书近900页。吉川幸次郎对并非专家之作的《陆放翁鉴赏》评价甚高，他指出该书是一部休憩之作，同时强调是作为志士兼道人的河上博士的休憩之作。
对该书的认识，一海知义在《汉诗人河上肇》的后记中有如下一段剖白：
第二次相遇，是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因承乏岩波书店版“中国诗人选集第二辑”《陆游》的注释，整个夏天都沉浸于陆游的万首诗中。当时，陆游诗作的日文注释，值得信赖的只有铃木虎雄的《陆放翁诗解》和河上肇的《陆放翁鉴赏》。我早就知道河上著有《鉴赏》，但总觉得并非出自专业人士之手，便未足够重视，不曾仔细研读。然而，尝试通读之后，我深刻体会到，非专业人士的水平绝不可小觑。不过，河上先生所选陆游的诗大多为其晚年闲适之作，与我所选重复者甚少。其后在《陆游》（1962年）的解说中，我只简单写道：“河上肇氏战时身陷牢狱之际，熟读放翁晚年诗文，随性作注。其草稿于战后题作《陆放翁鉴赏》上下册刊行。所选多为晚年闲适的诗篇，有时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察。”不过“战时身陷牢狱”云云，并不准确。可见当时我的解读仍很浅薄。
《陆放翁鉴赏》从陆游一万首诗中选了约五百首，如吉川、一海所说，确实大都为平淡、闲适之作。这一点，随便翻览《鉴赏》即知。比如，陆游有一首《早秋》：
落魄巴江号放翁，斯名岁晚亦成空。
酒醒遥夜孤舟雨，睡美清秋一榻风。
骇浪千重无死地，神丹九转有新功。
云端不遇飞仙过，谁顾幽人寂寞中。
怎么读，都透露出一副慵闲寂寥的情态，而这大概是出狱之后河上肇的心境。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有着赫赫之名与至高追求的河上肇暮年归隐的情状。在《陆放翁鉴赏》中，河上谈了他对陆游的认识：
对放翁的诗逐渐熟悉后，有三个面向格外显著。其一，如他的名句，一竿风月老于江湖所体现出来的，是红尘之外的一位诗人。然而，倘若他只是吟风弄月，我不会有多少兴趣。毕竟，放翁还有志士的一面，他的胸中蕴蓄着经世家的气概，至死未休。其诗中屡屡出现功名的字样，反映了他的爱国热忱。其三，则是作为道学者的一面。如赵翼《瓯北诗话》所述，“放翁自蜀东归，正值朱子讲学提倡之时，放翁习闻其绪言，与之相契。……时伪学之禁方严，放翁不立标榜，不聚徒众，故不为世所忌。然其优游里居，啸咏湖山，流连景物，亦足见其安贫守分，不慕乎外，有昔人‘衡门泌水’之风。是虽不以道学名，而未尝不得力于道学也。”……
接着，河上吐露了肺腑之言：
如序言中所交代的，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唯物论。然而，我始终秉持这样一种立场：除了研究外物、并以之为现象映现于内心的科学之外，还存在一门特殊的学问（姑且名之为道学）——以自己的内心来认识自己的内心。与之同时，我认为儒教、佛教、乃至基督教，其核心思想都包含这种“道学”。因此，对于自古相传的道人，我一直怀有崇高的敬意。兼具诗人、志士、道人三个面向的陆游，愈是深入接触，便愈觉其可亲可爱。在左翼文献悉数被官方没收的当下，我尤其感激这段邂逅。
河上肇著《陆放翁鉴赏》
六十始学诗
据说，1929年秋天曾有过这样一则流言：时年五十岁的河上肇，作为“赤色教授”事实上被京都大学“追放”，亦即在官方的压力下不得不递交辞呈。随后，他被北京大学聘为唯物史观讲座教授。这个传闻真假难辨，但似乎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无论如何，河上肇的离开京大，和陈独秀的1919年脱离北大一样，都开启了他们人生的新篇章。
1933年初，河上肇在东京中野区被捕。约莫一个月后，河上给夫人写信，其中留下了他的第一首汉诗《无题》：
年少夙钦慕松阴，后学马克斯礼忍。
读书万卷竟何事，老来徒为狱里人。
这首诗不合韵律，平仄亦未臻完善，并非成熟之作，但显然继承了“诗言志”的古老传统。诗中“马克斯”即马克思，“礼忍”指列宁。大意是早年仰慕幕末志士吉田松阴，后潜心钻研马列主义，读书破万卷，到头来却身陷囹圄。
1937年6月15日出狱之际，河上发表了一篇手记。“此次出狱，意味着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涯的终结。此文既是挽歌，亦是墓志铭。迄今我作为一名学者，坚持三十年钻研所得之学术信念，一直勉力于与自己的能力不相称的事业。势单力薄的我，如今已届暮年，再难跋涉荆棘。我自认为尽了一个学者的义务，决意从此归隐，只与极少数故旧至亲往来，任由此刑余老残之身自然衰朽。作为一名退离战场的老兵，唯愿在社会一隅静度余生，但求不成为人世进步之阻障。”
毫无疑问，这是人生转向的宣言。因在狱中遍读诸家汉诗，河上似乎期望余生以诗歌自娱。不过，真正投入诗歌写作，是虚岁六十岁以后的事。直到去世，共留下了140多首诗作。1938年1月26日，河上写了一首七绝《六十初学诗》，字里行间蕴含着自谦和自负之意：
偶会狂澜咆勃时，艰难险阻备尝之。
如今觅得金丹术，六十衰翁初学诗。
作诗是一回事，对汉诗怀有兴趣则是另一回事。小岛祐马在《作为读书人的河上博士》中指出：
博士对汉诗产生兴趣，恐怕是很早的事了。大正末年，曾从我处借阅《诗韵活法》之类的书。不过，他真正开始沉潜于汉诗，应该是被逮捕到被判决期间。其时，有人送给他铃木豹轩先生的《白乐天诗解》，他读后感到兴味盎然。之后，他托夫人传话，说想读陶渊明、王维、苏东坡等人的诗，如有合适的注释本，希望能告诉他。出狱后，我们初次相见，偶然谈起此事，他评论道：有的东坡的国译本（即日译本）真是太不负责任了，假使自己能自由写作，很想略作注解。
1938年2月1日，河上肇在日记中写道：“购买如下二书。森槐南《作诗法讲话》一元，松崎天胤《汉诗自在》八十钱，均为好书。”据一海知义调查，京大经济学部图书馆河上文库所藏森槐南此书扉页有河上肇的题识——“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乃此书长处。”
2月5日，河上作了五言绝句《不卖文》，贫贱不移之志油然可见：
守节游方外，甘贫不卖文。
仰天无所愧，白眼对青天。
这首诗也出现在《自叙传》第四册“出狱前后”末尾，不过文字略有差异。在《自叙传》中，“方外”为“世外”，“青天”为“青云”。
10月20日，七绝《天犹活此翁》基本定稿，堪为名作。诗前是用日文写的小序，译为中文如下：
昭和十三年（1938）十月二十日，迎来五十九岁生日，想起五年前的今日。那天，我被小菅监狱收容。当时下着雨，风很大，我身着薄薄的囚衣，冻得瑟瑟发抖，戴着手铐坐在押送车里，渡过离小菅很近的荒川。当时的情景至今难忘。乃赋诗一首，赠友人堀江君。诗中“奇书”是指埃德加斯诺的关于中国的新著。今天也和当年一样下着雨，却不冷。早上买了花，置于书斋。晚上，家人为我做了红豆糯米饭。
在这段饱含感慨的短文后，是如下二十八字：
秋风就缚度荒川，寒雨萧萧五载前。
如今把得奇书坐，尽日魂飞万里天。
大约一周前的10月12日，河上在日记中写道：“数月前，从堀江君处借得Edgar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首先读了毛泽东谈话笔记《论对日战争》（On War with Japan）这一节。读来颇有趣味。已有五年多不曾接触外文书了，今天重拾此卷，确信仍有阅读能力，快慰之极。”
一海知义认为，这首诗藏有三个“隐语”。其一“奇书”，河上自己作了解释，即《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其二“万里”，指代中国。其三，题目“天犹活此翁”，典出陆放翁的《寓叹》“心已忘斯世，天犹活此翁”。
关于“奇书”，可稍作补充。1937年6月15日，河上出狱，半个多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后，河上肇通过门生故旧获得了美国记者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除了斯诺的名著，还有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击》（Agnes Smedley, China Fights Back）和斯诺夫人的《续西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内幕》；Helen Foster Snow, Inside Red China）。1938年9月24日河上日记：“读《改造》译载的毛泽东的论文。为什么在日本，像他那样对未来高瞻远瞩、条理清晰的论文一篇也没有！”一个月后的10月26日，河上致信小岛祐马，极力称道斯诺的著作，认为“著者虽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共产主义无疑有着同情和理解”。
通览河上肇诗集，可以说他的汉诗基本上不是战斗的诗篇，而是休憩之作。更准确地说，是战斗之后的休憩之作。这一点，和他所选的陆游的诗篇大体相类。
表面上看似平平淡淡的闲适之作，倘若参照时事，顷刻间意蕴变得丰赡起来，稍一咀嚼，别有风味。例如，1938年8月10日，河上有《描竹林孤月之图、题诗、赠人》：
贫居无所有，聊赠画中诗。
竹林孤月度，来听草虫悲。
开头两句让人想起六朝陆凯的“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在8月4日的日记中，河上写道：“陆军大将荒木成为文部大臣，说帝国大学的校长、学部部长、教授的任免由大学承担，很难尽到辅弼的责任，他这番言论引发了争议。在只是事实报道，新闻杂志也会被禁的今日，对日本社会经济状况作严肃的科学的批判，自是不可能被允许。就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企图坚持真正科学研究的大学非但毫无价值，其存续本身简直有害。事态将如何发展，且拭目以待。”
对此，一海知义指出，如此义愤填膺，与诗画中的闲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这也是河上的日常。而河上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陆游身上看到了这种矛盾，在《陆放翁鉴赏》中屡屡言及。
再如，珍珠港事件爆发半年前的1941年7月16日，河上如此“述怀”：
宛如萍在水，从风西又东。
此是鄙夫事，学者那得问。
丈夫苟志学，指心誓苍穹。
惟要一无愧，何必问穷通。
困睫瞢腾老，耳聋心未聋。
寄语世上轻薄子，莫拟瞒此避世翁。
这首诗里有悲戚，有无奈，有自嘲，有愤懑，有慷慨激昂，有孤高傲岸。
对于河上肇的汉诗，吉川幸次郎评价颇高。他在《河上肇博士的诗歌》一文中指出：“昭和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洛北法然院十韵》，和同年七月七日的《自画像》，乃集中的白眉。”《自画像》有二十韵，即四十句，是河上肇汉诗作品中篇幅最长的力作。囿于篇幅，权且割爱。此处抄录《洛北法然院十韵》，与读者共赏：
闻说千年昔，法然此开基。
十载重曳杖，三叹聊赋诗。
都塵未曾到，湛寂无加之。
修竹掩径并，瘦松带苔敧。
池底红鲤睡，岭上白云滋。
深院昼犹暗，仏灯如萤熙。
地僻磐韵净，山近月上迟。
绝不见人影，时有幽禽窥。
春雨椿自落，秋风枭独悲。
酷爱物情静，斯地希埋尸。
此诗定稿于1942年2月26日。去年年底，即1941年12月24日，河上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晴好如春。午后独自曳杖访东山法然院。……远处隐约可见佛像，左右灯明如萤。……余初来京都，造访此寺，曾想倘若我死后，与至亲好友相约，丧事从简，埋葬于此。此后离开京都，风尘间彷徨十有二年，未曾料今日到得此寺，感慨不少。”
1942年12月3日，河上为此诗附了一则短文：
作此诗时，以为法然院中并无墓地。而后听闻该处竟有若干名家新墓，三井家的坟茔亦迁于此，方觉埋骨终须故里。
据福井孝治回忆，“先生对法然院的风景甚是热爱。数日后，拜收先生的汉诗。这是一篇充满意趣的长诗，从中可知先生放弃了埋骨法然院的念头。法然院作为净土宗的寺院，寺格极高，安葬于此费用甚巨。和田冰谷博士在此选定墓地时，先生才有所耳闻。‘我们这样的无产阶级，无论如何负担不起啊’，先生微笑着说，话语中带着些许凄然。”
幸运的是，河上肇去世十年后，在亲友门生的努力下，终于实现了永眠法然院的梦想。
河上逝世于1946年，而在死前两年，他似乎一直估摸着死期的降临。作于1944年8月14日的《题写真》就坦露了这层意思：
六十六年逆浪中，尚赢衰病老残躬。
昭和廿年正月后，不知几度值春风。
后两句化用了陆游去世前夕所写的《未题》：“嘉定三年正月后，不知几度醉春风。”
昭和二十年（1945），河上肇六十七岁。4月2日，有《辞世试作》：
六十七年波澜多少，
上不愧天莞尔就死。
一个月后的5月4日，河上“拟辞世”：
多少波澜，六十七年。
浮沉得失，任众目怜。
俯不耻地，仰无愧天。
病卧及久，气渐坦然。
已超生死，又不系船。
最后一联典出苏轼《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到了年底，12月4日，再次“拟辞世”：
多少波澜，六十八年。
聊从所信，逆流棹船。
浮沉得失，任众目怜。
俯不耻地，仰无愧天。
病卧已及久，气力衰如烟。
此夕风特静，愿高枕永眠。
一个多月后的1946年1月30日清晨，曾经叱咤风云、暮年沉醉于遣词造句的诗人、志士兼道人河上肇与世长辞。
法然院河上肇夫妇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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