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于10月16日-18日在上海市黄浦区世博园区召开。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大使衔代表杨进出席并与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就“教育、科学与文化的协同变革”话题进行对话。
杨进强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与教育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其发布的系列报告对全球教育的深远影响。他提到中国上海正积极建设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并呼吁各界（尤其是商界与教育界）加强合作，共同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创新思维及批判性能力的综合型人才，而非仅关注应试成绩。
以下为对话全文速记：
杨进：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们也要感谢博科娃女士。今天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同开启这场对话。2011年，也就是十多年前，您担任大使时，我曾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您是我的领导。当时在巴黎，每当我遇到问题，总能从您那里获得解答。借此机会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您刚才提到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今天会议上讨论的这一概念。现在我想请教在场的各位嘉宾，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嘉宾——请大家看我的徽章，能看到吗？认识这枚徽章的人请举手。看来只有不到10%的嘉宾认识它。这其实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17个目标标志。博科娃女士刚刚谈到教育中的人文发展，您一直积极倡导这一理念。能否请您进一步分享关于人文发展、人类发展的见解？我们也希望了解更多您在这方面的研究。
博科娃：感谢大使，感谢各位。非常荣幸能在此分享共同的想法与价值观。也感谢您提及人类发展和人文关怀的理念。今年我们庆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80周年，此时更应回顾创立本组织的初心及其对世界的贡献。教科文组织始终致力于在每一个关键阶段，尤其是在特定时间节点上，推动人类的新思维。
以教育为例，教育需要长期投入。过去许多国家并未充分重视教育，且各国理念各异，这正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教科文组织推广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扫盲——这在当今社会至关重要，也是实现终身学习的基础。随着社会发展，新的需求不断出现，例如可再生能源等议题。早在1970年代，我们就提出科技伦理的重要性，强调遗产保护与社会传承，包括对人工智能也需建立相应的伦理框架。我们肩负着落实2030年议程的责任，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挑战，更是关乎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技术革新必须服务于人类，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同样，人文发展也强调科学的融合——自然科学、工程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汇，这些学科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全面把握这些理念。
杨进：您刚才提到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我想向各位嘉宾补充：1972年，教科文组织发布《学会生存》报告；1996年又发布《学习：财富蕴藏其中》，提出学习的四大支柱，包括“学会共处”，这对教育变革尤为重要。2021年，在您的领导下，教科文组织再次发布关于教育未来与变革的报告，并在纽约举办相关论坛。我们愿为推动教科文组织理念贡献更多力量。
约两年多前，中国上海开始探索“STEM+ESG”双中心建设。去年9月21日至26日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相继在上海成立。您对这两个新机构有何期待？
博科娃：我一直关注上海的发展。2010年世博会成功举办，令人印象深刻。此后，上海在理念上持续进步，无论是支持多边主义还是推动可持续发展，都表现突出。2021年我曾参与一场关于联合国创新组织的活动，对上海的成就并不意外。此次教科文组织在上海设立机构，不仅是服务于中国，更是面向全球的STEM教育推动平台。上海在PISA测试中成绩优异，我相信凭借上海乃至中国的经验，这里有望成为STEM教育的重要枢纽，这也是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如人工智能伦理）的关键。
我走访过许多国家，深知人才遍布全球，他们需要的是机会与良好的生态，才能做出贡献、提出创新方案。UNDP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的建立，有助于搭建共享平台。虽然可能需要委员会或协调机制，但这与联合国改革方向一致。总干事强调，我们需凝聚各方力量、使命与潜力，这一倡议对全球各国都具有积极意义。
杨进：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在联合国与各方协调过程中，您的帮助至关重要。两个机构落户上海实属不易。现在我想做个调查：在场嘉宾中，来自高中或大学教育背景的请举手——有5位来自中学界，6位来自高校。很高兴看到教育界代表如此踊跃。包括像云谷学校这样的创新教育机构。请问您对投资者、银行家有何建议，如何促进他们与学校、高校的合作，共同推动教育发展？
博科娃：在回答之前，我想强调教育具有引领作用。所有学校——小学、中学、大学——都承担着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责任。虽然相关课程与学位已不少，但关键是要鼓励学生培养国际竞争力。我曾与中国高校合作，深知企业同样需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商界与高等教育界应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推动创新，支持学生创业，营造鼓励实践的氛围。金融行业可在此过程中提供支持，在可持续发展等社会议题上发挥作用。已有许多成功案例，这不是秘密。
当前大量资金投入人工智能等领域，初期可能只有500万规模，但优秀项目有望成长并带来回报。高校与企业可在技术创新与转型中携手合作。
杨进：非常感谢！您提到的“全球竞争力”是国际共识。1974年，教科文组织就已提出培养人权与国际理解能力的建议。您刚才指出，培养国际理解与创新不能仅靠高校，而应从中小学抓起，人才培养需“从娃娃抓起”。我曾参加一场有200多位中学校长与高校代表参与的会议，却发现大家对此意识不足。中国应在国际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但首先需深入理解这些问题，才能有效培养国际领导力与竞争力。您说的非常对。
博科娃：是的。校企合作与国际竞争力培养都至关重要。今早我们也提到，核心是人才问题。许多学者与商界领袖指出，当前最激烈的竞争是人才竞争。高校承担培养责任，政府也需参与构建良好生态，通过政策框架吸引全球人才。中国政府已出台相关法规，鼓励企业招才引智。但留住人才同样需要政府、企业与社会共同努力，构建包容的文化环境。中国在这方面着眼长远，着力解决关键矛盾，令人赞赏。
成功的前提不仅是经济发展，更在于创新，而这需要理念与环境的根本转变。
杨进：谈到人才，核心是创新。缺乏创新就难以培养真正的人才。如何评估人才能力？高分或第一名并非唯一标准，我们更需要能持续创新、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人才。教育不能仅关注知识传授，而应重视综合能力培养。我们必须推动从应试教育向全面发展的范式转变。再次感谢您！不知是否还有时间接受观众提问？
提问：谈到气候变化需减排，但现场空调温度过低，您如何看待这类现象？
博科娃：有时我们难以直接应对宏大的气候变化问题，但已有全球组织在努力。您的问题很合理，这涉及通过工程方案或理念更新来解决技术问题。例如，联合国内罗毕办公室就特别注重通风与新风系统的设计。
杨进：这个回答很关键。我再补充一点：我们应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实际验证理论。感谢您的提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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