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外婆给母亲打电话，说自己恨不得“一脚去了”。我被吓得嘴里的油条都没叼住，生怕漏听什么要紧的信息。母亲却不慌，细问她发生了什么。原来不过是和小姨为了些“该谁收的衣服没收，该谁扔的垃圾没扔”的小事儿拌了嘴。外婆说不过小姨，自觉受了天大的委屈，要找个人评评理，顺便哄哄她。
不过，最能哄她的那个人，已经离开十年了。
我们常去看外公，除夕、清明、冬至……有时是外婆想他了，有时是小辈梦到他了，都会去陵园和他说说话，叫他“放心”。上回去时，外婆站在他的碑前，弓着背，双手合十，喃喃低语。我们识相地退到一边，留给他们独处的空间。远远望去，她专注的样子，像是真能透过那冰冷的石碑，与照片里的人对话。忽然，一阵风毫无征兆地卷过来，地上的草屑打着旋儿，外婆惊喜地转身向我们宣布：“刮了这么大一阵风！你外公想告诉我他听见了！”我们觉得好笑，那是外公，又不是雷公。
但那阵风似乎真的吹进了她心里。等我们赶到小姨家“救火”时，她的气已顺了大半，正以同样的姿势站在外公的照片前，低声念叨些什么。仔细一听，竟是在“告状”：
“真狠心的老头，丢下我一个人……”
“我哪里管得住你两个女儿，一个个都要把我气死。”
我忽然想起，这种“告状”其实是她日复一日的功课。
我常看见她一个人坐在窗前，戴着老花镜，在一个线圈本上写着什么。我一靠近，她就利索地合上本子，执拗地守着里面的秘密，我至今不知道她写了什么。但我猜，一定有不少写给天堂的、长长的“告状”，藏着她不曾说出口的琐碎，还有比说给我们听的，更深的思念。
外婆常说，十年了，外公一次也没来过她梦里。一边嗔怪他狠心，一边又替这个已故之人开脱：“你外公是怕我会伤心，才不来见我的。”我们忙附和：“是呀，外公最怕你难过了。”她被哄得很开心，三下五除二，“吸溜”光了手里的奶茶——是的，外婆爱喝奶茶，市面上新出的口味她都要品鉴一番，最钟爱的是“伯牙绝弦”。
为了哄她开心，我提议点个奶茶喝。她说行，要三分糖的。顿了一下，她又说：“多点一杯吧，我想喝两杯。”
我说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多出来的那一杯，是要给谁的。
外婆其实并不是溺在思念里的人。外公走了十年，她把一辈子的劲儿都攒在这十年里了，像是在向谁证明：“你走了，我也得好好活。”
她八十多岁的年纪，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不在话下，连和我这样的年轻人一起徒步也游刃有余。在瑞士采尔马特的山上，明明有惬意的火车直达，她却执意提前一站下车，自己徒步走上山顶，理由是：“坐火车那能叫来过吗？那叫路过！”她一路走走停停，不是累了，而是在挑一块中意的石头，带回去“留个念想”。她最终选了一块，用餐巾纸包好，藏在上衣口袋里。几天后，她却忘了那团纸里有什么东西，手腕一抖，那块“阿尔卑斯山的念想”就落进了垃圾桶。后来她安慰自己：“等缘分到了，还会再碰到的。”
即便语言不通，她依旧穿行于世界各地的市集。她曾在迪拜的市集看中几个彩绘玻璃盘，便用沪语同阿拉伯人砍价。对方听不懂她的话，却看得明白她的手势。经过几轮鸡同鸭讲却又心意相通的拉锯后，阿拉伯人“痛苦”地挥挥手，以示“贱卖”。外婆得意地挑选了五六个不同款式的，说这个给她的阿妹，那个给她的老姐妹。
有时她又“倔”得很有“规矩”，明明热衷于留下“到此一游”的照片，却坚决不肯再和我们拍一张全家福；明明爱把自己倒腾得时髦精致，却只肯穿白色的皮鞋。我们不知这里头是否有某种古老的讲究，也不敢多问。毕竟有些意义，只能她自己知道。
她的热闹，是逼自己往前走；她的埋怨，是忍不住回头看一眼。日子推着她往前走，思念却轻轻扯着她——两条看不见的绳子，一条把她拉进当下，一条系着过去。
可这股劲总有松下来的时候。每当和女儿生了闲气，她就会坐到外公相片前，絮絮叨叨地埋怨起来。看着像告状，藏的却全是对外公的思念。
我忽然明白，她的热闹和埋怨凑在一起，才是一句完整的话：“你不在，我过得也很好。但如果你在，那就更好了。”
这个念头沉甸甸地落在心里，我看着她的背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想起杨绛先生说“人间没有永远”，或许正因为没有永远，那些藏在细枝末节里的思念才更显得珍贵。
门铃适时响起，打断我的思绪，是奶茶送来了。
外婆端起一杯，放在外公的照片前，然后才拿起自己的那杯，慢慢地喝着，不说话，只望着窗外，像在等一阵熟悉的风拂过。
窗外的树叶一动不动，但这满室的甜味里，风早已来过千遍万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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